2月22日8时22分，接到友人微信：“老马谢世了！”正在洗漱的我浑身—颤，泪如泉涌，对妻说：“我要回上虞，我要去送老马，让文杰快去订动车票！”妻倒挺镇静的，说我先问问老马是什么时候走的再去买票也不迟。得到的回复是大年初一晩上九时许在上虞人民医院去世的，今天下午区委为他举行告别仪式。看来即便立即购得车票，五六小时的车程，要想见老马最后—面，送他最后—程也难了。
　　老马病重住院我是知道的，记得去年11月8日挚友人杰乔迁之喜，我们这些从上虞棉纺织厂出来的旧友相约前去祝贺。席间我与列鹰同坐，问他爸近况。列鹰说他老爸前不久住院了，区委对他很关心，给他安排了独立的病房接受医治。我说我很想他，想去探望。列鹰说，老爸年岁高了，人容易激动，他倒是时时念叨起你们的，若此时去探望，恐对他的医治不利，待他病情稳定下来再去探望不迟。想想也是，于是只好作罢。五天前，挚友丁毅在微信群中发了条消息：回老家过年，去给曾经的老领导拜年，没想到他在医院里，戴着呼吸器，看着有感知无应答的他，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这几年我们去看望他，他总说你们这帮人有情有义。其实他不知道，我坐在他的旁边，内心有着无比的安宁！丁毅此言我亦有同感，也知道文中说的这个老领导说的便是老马。见后我当即回复：给我的老领导拜年了，愿老领导尽快摘下呼吸器，挺过这一关，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想不到的是，时隔一日，他便驾鹤西去，悲哉痛哉！
　　我与妻曾有约定，做人要知恩图报，在人生道路上引导、帮助过我们的老领导，倘若他们走了，无论人在何方，都得赶去送他们最后一程。而老马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引路人。
　　1969年2月24日，我有幸成为上虞第—大厂——上虞棉纺织厂中的首批工人。在那个年代，新工人进厂自然要进行一番“路线教育”，然而这种教育可以说是残酷的。上虞棉纺织厂从1967年开始筹建，一批批刚刚“解放”的领导干部进入了筹建领导班子。老马原在上虞东关担任区委书记，后调入棉纺织厂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可上任没多久便被打成了“走资派”。 当时，掌权的造反派为了使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知识的新工人能引起对“走资派”的“刻骨仇恨”，批斗“走资派”时的花样时常翻新，“喷气式”、“挂铁牌”、“戴高帽子”、“跪请罪”无奇不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第一次见到老马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批斗会上。
　　出于母爱，进厂那天的凌晨，母亲搜罗了在家最好的衣被，把父亲当年学徒时用的大板箱装得满满的，使我成为这批一同进厂的工友中唯一带箱之人。为期半月的学习班结束，放假三天，然后集中去萧山棉纺织厂培训。于是，大板箱成了我的累赘。自感拙笨的我此时竟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大板箱请“走资派”代为保管。因为当时正值寒假，新工人学习班在上虞四中〔现上虞中学〕举行。“走资派”们除了批斗、审问和高强度的监督劳动，便被关押在四中那幢旧教学楼的楼梯间里。这楼梯间不足两平方米，又呈斜形状，空间极小，是以老马为首的走资派们日常的栖身之地。小小的空间且黑灯瞎火的，他们整天整夜蜗居在此除盘腿而坐外，绝无伸腿之处。当我把那只大板箱塞进去之后，本来狭小的空间显得更狭小了。“走资派”们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大难临头之时居然会有这么一个新工人不知天高地厚地“信任”、“关顾”他们，似乎显得有点激动。在老马的带领下，他们弯着腰七手八脚帮我安置这只大板箱。当假满取箱时，老马居然向我投来感激的一瞥。罪过，真是罪过那！
　　当时的环境决定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到了后来，老马得到“解放”出任厂党委书记时，提及此事，他并无责怪之意。直到现在，偶尔想起此事，油然而生的是深深的自责，难以抹去的内疚。
　　不会忘记那是1976年初夏的一个深夜，同伴把我从睡梦里推醒，说厂党委副书记李冰有急事找我，在外面等着。情急之中我一个箭步窜出宿舍，差点与老李撞个满怀。老李的脸色铁青，似乎还感气喘吁吁，急切地说：列鹰出事了！“总理遗言”给他们冷冻厂的造反派搜出了，我已问他了，这“总理遗言”是你抄给他的。
　　“总理遗言”传抄到我手中如获至宝。平心而论，当时丝毫未怀疑这是伪造的，读之亦热泪盈眶。—次列鹰回家探父，见之爱不释手，便传抄于他。当时两派斗争复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很明显，名义上查烈鹰，但矛头则直指其父。
　　第二天，老马约我到党委办公室商讨对策。老马嘱我，马上把“遗言”销毁，以绝后患，其他之事他会给我办妥。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虽然我在接受公安人员查询时有心理准备，但内心依然不寒而栗。其实，公安局的同志一脸严肃，但在那貌似严肃的脸庞里透出的却是赞许之色，加之老马已为我准备了“出差”去杭的一切手续。我亦坦言，“遗言”是我杭州出差时在六公园大字报栏所抄，早已被我销毁。他们也没太多的为难我，算是查清了来龙去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11月，厂里调整车间的结构和领导班子，任命我担任纺织长日班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于这个分设的车间有200多工人，辖管23个班组，全厂最大的车间，故身为党委书记的老马亲自兼任车间党支部书记。由他在旁一站为我镇着，使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当时提岀抓“整顿”，把“四人帮”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在老马的指导下，全厂率先在纺织长日班开展试点，搞出成果后在全厂推广。不久他又把我调到厂部负责全厂宣传工作。在“揭批查”时期，又让我担任厂党委帮批小组组长、大批判小组组长等职。
　　第二年初春，老马调任县委副书记，并兼棉纺织厂党委书记。不久，便与我作了次深谈，他说本想让我留在厂党委任职，考虑到我这支笔头还行，不如随他到县里，去县委宣传部工作。他告诫我，县里的工作要比厂里复杂得多，做事不能光凭着自己个性来干，将来如果负责一线工作，得多动动脑筋。在随同他到县里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常能得到他的教导和帮助。
　　1993年我调文联任职时，老马已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闲居家中。当时文联经费紧张，所拨包干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我想能不能请老马出马，聘请他来文联担任顾问，助我—臂之力，再扶我一把。当我提出请求时老马一口应承。凭着他在职时的人脉，为文联搞策划、办展览、拉赞助，使其时的文联工作有声有色。老马在工作中是个极讲原则的人，我一直视他为父辈，可在担任文联顾问的几年中，居然也给我讲起组织纪律，有时他去出席市里某些重大活动，总是事先同我打招呼，请个假什么的，弄得我常常哭笑不得，羞愧难当。
　　老马离休后勤恳节俭的本色不变，像他享有地专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离休金也不低，但外出总不想组织上派车，而是自己骑着辆旧自行车满天飞。一次在路上他用自行车驮着爱妻王阿姨迎面直奔我而来，被我不客气拦下，也不客气向他吼道：您当您还是才二十来岁当年冲锋陷阵的您呀，人到七十古来稀，您是快奔八十的人了，还这样横冲直撞的，出了事咋办！老马下车后“嘿嘿”—笑：我腿脚还机灵着呢，肯定不会撞着你的！事后我把这事电告列鹰，大概他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再也难看到他骑车在市区转悠了。
　　行文至此，估计老马的告别仪式将在此时举行。不久，如同慈父般的您将离我而去，化作青烟，直升天堂。从此我再也见不到您和蔼的面容，再也听不到您豪爽的笑声，再也领受不到您谆淳的教诲，再也领略不到与您把盏共饮的快意。
　　老马：请莫远行，等着我来为您送行！
　　含泪撰毕于2015年2月22日午后二时三十分